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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曾是一家报社的打工编辑，现在是武汉小有名气的撰稿人。但若非亲口道出，谁也不会知道他曾经两度失足，还被劳教过一次。为生计所迫，他曾在建筑工地干过苦力，也走街串巷当过三轮车夫……但他终究战胜了命运，用手中的笔开创了新的人生。
我出生在武汉乡下一户农民家庭，家境贫困。父母勤扒苦做，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，但我和弟妹上学的费用仍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。钱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成为至尊无上的主宰，也为我日后的铤而走险埋下了伏笔。
尽管父亲期望我读书跳农门，但贫寒的家境实在无力供我继续学业。只上了一年高中，我便辍学开始了打工生涯。这一年，我刚满17岁。
我去了武汉城里。在建筑工地上，我和成年人一样搅拌混凝土，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。但想想父母，还有在上学的弟妹，我咬咬牙，坚持干到了年底。
春节结账时，我拿到了2000元钱，除了留下一部分给家里开支外，其余的都还了债。春节过后，在造纸厂工作的姑妈找关系为我在厂里谋了份差事，我才终于告别了苦力生涯。
到了1996年，我已在纸厂干了3年。不仅为家里还清了债，还额外存了2000元钱。
然而，再次回到小山村时，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一排排小楼拔地而起，每栋楼都装饰得漂亮气派，我家那间破旧不堪的土房子就像个乞丐，在一群富人间瑟瑟发抖。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原来，我按部就班地在工厂打工的这几年里，村里人却在沿海一带或打工或经商，将家里的旧貌换了新颜！
此后，我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。只要能搞到钱，哪怕是不择手段我也在所不惜。
1997年春节前的一天，我刚回家，在镇上碰到了老同学小李。只见他西服笔挺，打着高档领带，手上还拿着“大哥大”。小李笑眯眯地将我拉进一家餐馆，点了好几道菜，边吃边聊。
小李说他和别人一起在汉口开了家茶楼。明是茶楼，暗地里是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。听了我的经历，他拍着我的肩说：“老同学，不是我说你，穷则思变嘛！”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，“怎么样，跟我干吧？”
“可我能干什么呢？”我疑惑地看着他。
“介绍女孩子到我的茶楼工作，你便可以提成，一个1000元，多带多给，现钱现‘人’……”接着，小李便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，还留下了他的名片。
回家后，小李的话一直在我耳边萦绕。难道世上还有比这赚钱更快的法子吗？我开始盘算起来：利用春节，至少能带2个女孩去小李那儿，到时就有2000元现钱啦！
我没有细想后果，就将第一个目标锁定在邻村的阿莲身上。
阿莲初中毕业后在镇上学缝纫，我经常去她那儿玩，便和她混熟了。得知我能带她去城里上班，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我们约定，年初三一同启程。
没想到第一个目标来得这么容易，我简直心花怒放了。将阿莲送到汉口后，又打算骗同厂的小丽，可此时她回家过年还没返回，我只得作罢。
再说阿莲被我骗到小李的茶楼后不久，小李便逼她陪一位老板，阿莲誓死不从，并于当夜逃了出来，向派出所报了案。无疑，我和小李便成了警方追捕的对象。小李闻讯后逃之夭夭，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，还在暗自得意1000元来得不费吹灰之力，并在厂里物色别的猎物。结果，一双锃亮的手铐戴了上来……
由于未给当事人造成什么后果，我被拘留了15天，并罚款2000元后放了出来。
这次偷鸡不成反蚀米的惨痛经历，使我平静了一年多。
1998年3月10日，我在厂里的报摊上买了一份报纸，具体是什么报我也记不清了，反正该报头版头条登了一则案例。大意是讲，海南某省级银行行长的儿子被歹徒绑架并勒索50万元，歹徒用假资料在银行开了户收钱，并利用“ATM”取款机作案。此案一直悬而未破。后来，这伙人又在别处故伎重演，得手后分赃不均起了内讧，有个歹徒主动向警方报案才侦破的。
原本是一则有警示意义的案例报道，我却动起了歪脑筋。我知道武汉也有银行开设了“ATM”自动取款业务，便私刻了公安局公章，用假名、假地址炮制了假户口，并在银行成功开户。
接下来，我要做的就是物色“人质”进行“敲诈”了。
突然，我灵机一动，报纸上不是有“寻人启事”吗？何不从这方面入手呢？结果，我发现了一则“寻找5岁幼女”的寻人启事。我很快背熟了“丢失幼女”的特征、她家的地址和联系电话。
于是，我从公用电话亭里拨通了孩子家长的电话：“你的姑娘在我朋友手里，想不想接回来？”
“怎么不想呢？小伢(小孩)丢失了两天心里非常着急……”对方很急切。我迅速打断他的话：“行了，放刷拉点（武汉话，利索些），你借几个钱给我解决一下生活问题，我立即把伢送到你家里。”
“你要几多钱？”
“不多，两万!”
对方沉默了一会。
我如实回答了他问的有关小孩特征的问题，最后报出了我的银行账号，并再三强调说：“今天是18号，如果明天上午10点前在银行见不到钱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！”
对方听了很慌张，一个劲地求情，还希望宽限两天，但被我一口回绝。
第二天，我又从几个电话亭给对方打了电话，再次强调上午10时前要见钱，对方仍是求我手下留情并说正在筹钱。
上午10时整，我拿着银行卡查询账户，发现他只存入了5000元。我气不过，跑到附近电话亭再次拨通了电话，但这回他不在，接电话的人说打他的传呼机。
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打传呼机很危险，因为传呼机显示的电话号码会暴露我的位置。但此时的我已失去理智，抱着搏一把的决心又转移一处打了两个呼机。可我最终还是失算了，对方早已和警方联手，一边与我通话，另一边便衣已向我围拢过来……
结果，我被处以劳动教养18个月。
劳教的日子使我的心灵彻底地接受了洗礼。
凭着自身的文学特长，我接连在劳教局主办的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文章，被调到了图书室“工作”。每天，我除了批改一些学员的作业外，都有很大的学习空间。后来，我多次将自己失足的经历和感想写出来，其中《我的违法历程》一文被《武汉晚报》“道德与法”版发表。我也因此获得了6个月的减期奖励。
1999年6月20日，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。管教民警将我送出高墙大院时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利用文学才华，你一定能在社会上立足。记住，不劳而获，终有所失……”
在家休息10天后，我到一位老乡承接的建筑工地打工。
7月的江城日渐炎热。一天10多个小时的体力劳动，让我非常吃力。每每看到那些民工在为生计奔波时，我都越发体会到挣钱的艰辛。一天，工地上又来了两个老乡，大家一起吃晚饭时说起了邻村前两天的一桩惨剧——大人外出赌博，将两名幼儿锁在家里，不料电线失火将孩子活活烧死。
听完后，我心头一震，这么好的线索，何不写一篇稿子给报社呢？当晚我写成了一篇300来字的新闻——《一夫妇赌博
两小孩烧死》，3天后便被报社刊发了。当月底，我收到了30元的稿费（年终评奖又寄了30元）。
尝到了投稿的甜头，我干脆请假休息了一周，将贮存于脑海中的“新闻”加以整理，接连在当地一家创刊不久的报纸上刊出。
我的创作在工地上引起了轰动，不少人劝我干脆回去专门给报社写稿子好了。工头更是直接鼓励我说：“小雷，你有这么好的文字功底，在这里干苦力实在太委屈了，应该去报社锻炼一下才对。”
工头的一番话提醒了我。1999年8月初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我给当地某快报的赵总编写了一封信（还附了一些发表作品的复印件），很诚恳地介绍了我的状况，并希望能获得一个实习的机会。大约一周后，赵总编和我取得了联系。他说像我这样不屈不挠有上进心的青年很难得，如果我愿意，随时可以去报社办理有关手续。
就这样，1999年8月10日，我成了该报政法部的实习生。在报社实习的日子，我几乎每月的发稿量都在20篇左右，在我采写的新闻稿中，有的被评为优秀稿，有的被别的报纸转载。
就在报社考虑将我转为试用记者时，我母亲因高血压发作撒手人寰，让我家原本赤贫的“财政”雪上加霜。为了多挣点钱贴补家用，我花了300元买了辆人力三轮车，利用晚上的空闲时间踩起了三轮车。为了次日能顺利完成采访，我通常在晚上10点前收工。
一天晚上，我踩着三轮车在路上兜，一个小伙子跑过来，说自行车钥匙丢了，让我将他和车子送到家。此时已是九点半，我想做这一趟生意正好顺路，便应允了。
哪知我将他送到返出巷子时，便被一辆“110”巡逻车拦住了，警察说刚才的青年是偷车贼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，我亮出了自己在报社实习的“采访证”，警察和我们部门主任通了一番电话后才放了我。但我却因此丢了饭碗，两天后，我被通知走人。
此后，我多次和一些新闻单位接触过，但都因无学历而被拒之门外。在这期间，我一边在建筑工地上给工头搞预算，一边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电脑操作，还在一些网站上发布了个人简历。
2000年12月，终于有家专业人才周报约我去面试。当我带了一大摞自己近年来发表的各种作品递给该报总编过目时，总编很赏识，当场拍板录用。签了合同，我便在该报负责编辑“白领天地”和“漂泊驿站”两个版。为了将版面编得更加贴近读者，我在“漂泊驿站”版上增加了更贴近打工者的“打工者自画像”栏目，每期都安排四五位优秀打工者“出镜”。渐渐地，我编的版面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。
2002年，我辞去了报社的编辑工作，加入了撰稿人的行列。现在，我的稿件如天女散花般在全国各地报刊上频繁亮相，几乎每天都有汇款单飞进我的信箱。
凭着手中的一支笔，我终于实现了当年的夙愿，也让妻女过上了幸福生活。老家的房子早已被我修葺一新，用不了多久，我还会在武汉城区拥有一套商品房。我的耳边经常会响起这句话：“站直啦，别趴下！”我想我的人生也是这样，不会轻易地趴下的！ |
